此种方式在国内法学研究中不乏实例，比如一份关于当事人法律意识的研究，所主要利用的素材就是在某法院传达室对一百多位当事人进行访谈所收集的数据。
为了提高区块链的运转效率，可以压缩链上数据，比如限于案号、当事人信息及相关证据等文件的哈希值。与之相比，私有链场景要少很多，可以适用于司法机关内部的监督工作，比如公安机关内部的法制审查工作。
4、区块链司法面临的挑战 我们在对区块链司法抱有高期待的同时，也需冷静了解其间的制约因素。目前，公检法司各机构都已经建立了各自的业务信息系统，包括警综平台、检察院平台、法院办案平台等，已实现部分公检法司内部业务流程的线上化和电子化。就后者而言，围绕司法过程的透明问题，不仅刑事诉讼法设计了包括审判公开原则在内的系列机制，而且实践中也不断探索程序透明的制度，比如审查批捕、审查起诉中的公开听证制度。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化和软件服务业司的指导下，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国内区块链领域的优势企业，于2016年10月成立了中国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发展论坛，论坛下设标准工作组，先后研制并发布了《区块链参考架构》和《区块链数据格式规范》两项团体标准，并在团体标准研制成果基础上积极推动行业标准、国家标准的立项工作。2017年，全国乃至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挂牌成立，开启了互联网案件集中管辖、专业审判的新篇章。
比如，针对网络犯罪案件，搭建检察院的捕、诉、监、防一体链，这可实现2020年通过的《人民检察院办理网络犯罪案件规定》所要求的目标：发挥检察一体化优势，加强跨区域协作办案，强化信息互通、证据移交、技术协作，增强惩治网络犯罪的合力。2018年，工业与信息化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组织制定了《区块链隐私保护规范》等四大团体标准。一则权利为本的法律有太多西法的痕迹，而中国现实与之有扞格之嫌。
这样的理论在过去的传统政治学说中是没有的，但是对中国当时的实际却很有用，因而被引进。权利在今天可以分为两大类，即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或称物质权利和社会权利。而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政治权利时，犯了错，侵害了他人的利益，危及了社会的安定，有人则说，这是民主的权利，不能限制，更不能惩罚。另一类政治权利或社会权利，是指人们普遍享有的无等差的权利，如选举与被选举、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罢工等，又称民主权利，这些我们也并不陌生，在现在的法律中也有所反映。
我们要说，仍需要强调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一则权利在法理上并没有完全辨析清楚。不过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并非一马平川，而是颇多坎坷，最初以为可以仿照苏联，依靠无产阶级在大城市发动暴动，或攻占一些中心城市，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成功，夺取政权。
更重要的在于，这其中包含的主要内容是友爱，是仁义，是道德。诚然，道德也会因时代而变迁，一些不适应新时代的旧道德会湮灭，一些应合新时代需要的新道德会诞生，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和《纪念白求恩》是对新道德的呼唤。[13]至于其他民主权利，如果要避免其虚妄性，也必须遵循权利获取的正常途径，通过自己的努力，了解客观的规律，作出正当的行为，发出有利于自己同时无害于社会的呼声。道之探索在儒学一尊下陷入停顿，这自然有其历史原因，但即使在先秦百家争鸣的高潮时期，人们对道的探索仍然是有限的。
在中国古代以道德为本的法律中我们也能看到经济权利的反映。当我们说一个国家的衰落或政治的腐败时，除了外族入侵，在绝大部分意义上就是指政治权力的腐败，失去了它平衡的作用。民主权利（或政治权利）实现的过程，正好证明了一个真理，即政治权力是用来兼顾不同阶级的利益的，在现实的权利对立中防止这种对立恶化，保护人们（各阶级各阶层各个人）实际存在的权利，避免社会陷入无序状态。表达自由应该有一定的限度。
强调政治权力的行使就是要不偏不倚，公道正直，兼顾所有人的利益，保护所有人的权利。[16]他还援引并同意美国人亚历山大·比克尔（他称之为伟大的美国律师和思想家）的观点：的确存在口头暴力这样的东西。
一则现在的法律虽然以权利为重，而在实际的操作中权利经常被玩忽。[5] 孟子的说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外界条件的变化会对道德的成就形成影响，但外因是通过内因起作用的，如果人性中只有善根，而没有变坏的基因，环境的恶劣也只是不利于道德的成长，而不会使道德变为恶行。
在中国则不同，从古代开始就已经明白了政治权力的真谛，《尚书·洪范》中早就有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中国人对权利的重视，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最重要的历史跨越，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人们对个人权利的追求、社会对个人权利的认可、国家对个人权利的推许、法律对个人权利的保护，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何况随着时代的进步，又有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解决，可以说对道的探索是无止境的。[8]他还认为道德的习得要抵抗那么多的诱惑，是最难的：己矣夫!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因此，个人道德不仅是人性的流淌，却又遭到人性恶的狙击，而正是在这样的对立中，道德更能给人类带来光明，带来希望，显得尤其珍贵。初心使命的践行，要共产党人长葆青春。
在家庭道德中，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是孝，俗话说百善孝为先，这有出处，孔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雷锋、欧阳海、刘英俊、向秀丽、刘文学、焦裕禄、孔繁森……都是新时代的道德标杆。
这是世界共运史上的大事，具有开启社会主义新征程的意义。有那么多的英雄豪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对科技工作者更大程度上的奖掖，为中国经济积蓄不绝的优质动力。建国后，几年之间完成了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着手建设中国的社会主义。
但从人性善衍生出诸多的道德表现，则具有必然性。这里隐隐然有道贯其中的真谛。据我了解，西方古代对权力没有这样深入的思考。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西方的兴起，资产阶级的经济权利日益加增，同时它们寻求政治上的权利以保证其经济权利。
经济权利早已有之并在法律中表达出来，这在西方一贯强调权利的背景下自然会有较多的表现，我们在西方古代法律中都能看到。[17] 政治权利如同经济权利一样，是需要通过个人的努力（黑格尔所说的自由意志或马克思所说的劳动）才能获取，未经过这样的努力享有的政治权利，只能是虚妄的。
因此，在中国人的家庭关系中，特别推重家庭道德。中国共产党人在血的教训中领悟出，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薄弱，广大的贫苦群众在农村，中国革命只有在农村建立根据地，以广大的贫苦农民为主力军，进行武装割据，不断壮大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最终获得胜利。
还因为，在人们民主权利的普遍诉请中，各阶级、各阶层、各集团、各人群的权利对立会形成一种张力，有利于执政者找到各种权利对立的平衡点，以便于政治权力的公正行使。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道德维系，我们的文明才能长存于天地之间，我们的人民才能昂首于世界民族之林。
二、道德[3] 道德作为道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中国历来受到推崇，它由人性中衍生，受时代环境的薰染，泛化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集中表现为三类道德：个人的道德、家庭的道德、社会的道德。更重要的在于，我们要重建的中华法系，一方面要大力吸收西法中权利本位的精华，一方面要继承中国古法中道德为重的传统，把二者统一于道之下。在革命战争时期，主要遵循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阶级斗争理论，这一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经济分析及其经济地位来区分阶级，确定其依靠的阶级，争取的阶级，要打倒的阶级，分清敌我友，组成统一战线，进行武装斗争，建立新的政权。国家的目的，就是要在这种普遍的对立（主要就是经济权利的对立）中来保持适当的平衡，不致让这种对立或冲突毁灭了社会。
[15]对于这一误区，法国学者罗杰·埃内尔在其论文《美国、法国与其它欧洲国家的新闻和出版自由》中作出了自己的回答，他比较了美国和欧洲关于民主权利的实际情况，指出不论在美国还是欧洲都不存在无限制的民主权利，他认为：一个社会不应当对任何形式的言论都简单地加以容忍。用法律来维护道德，我们的先人作了艰难的探索，卓越的实践，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在这个前30年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主要干两件大事，一是经济建设，一是政治革命。因此，我们在单独谈权利的时候，不仅要理解权利与人性的关系，还要理解权利与生产方式尤其是商品交换的关系，不仅要理解权利对社会的推动，还要理解权利引致的社会对立。
社会道德的倡扬，使人民的幸福安康有了内在的灵魂，让中国的长盛不衰有了坚实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发出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强音。
